认真梳理总结这四十余年的探索模式、经验积累和困境难题，对于实现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迈向新征程，进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第八条 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是愿望的道德，是党德，但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则是义务的道德，是党法。

第一，从党的使命来看，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领导党。第一是明确陈述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规范性就是服务于或者意味着服务于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的指导。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才能保持领导党的本色。

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的关系。共产党与一般无产阶级政党相同的地方在于通过革命夺取政权。[42]不同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执行机关，政府对效率的追求更为强烈。

至此，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依法行政之路正式启动。[12]学界大多认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国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迈进的重要转折点。参与是民主的基石，公众参与是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七）诚信政府 诚信是民主政府必备的品质。

可见，正向的激励与将促进公职人员尽职守责，积极为人民谋福。在深入攻坚法治政府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解决好制度之治、法治和依托于人、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37]莫于川：《经由阳光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理念、制度与课题》，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二）守法政府 法治的核心和精髓是政府守法，即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这在政府和社会各方已达成广泛共识。全面建成法治政府，一个也都不能少。如李树忠：《迈向实质法治——历史进程中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1期。

[24]江必新：《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1条[25]对行政行为比例原则的要求强调最大保护原则，就与常态下要求的最小侵害原则具有明显区别。关于总则的基本内容，既要涉及彰显行政法治精神内核的基本原则体系，又要通过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归纳出能够对所有行政行为予以规制的共通性实体规范和程序规则，并借助类型化的立法进路，最大限度地解决立法的包容性问题，以从源头上实现对行政权的全覆盖、无漏洞授权、规范、监督与救济。只有过程看得见，结果才可信服。

[53]陈国权：《论法治与有限政府》（人文社会科学版），载《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35]江必新、李春燕：《公众参与趋势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挑战》，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政府工作人员作为监察对象的主要构成，其廉洁意识和职业伦理道德水平将得到极大提升，但同时也要解决好科学界定并测量廉洁行为，积极探索激励容错机制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以促进其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尽职守责精神。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法治建设，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确立了阶段性发展目标，以指引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向前推进。

在给付行政时代，政府管理要树立顾客导向思维，以彰显法治政府建设的政治意蕴，即通过法治政府建设持续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目标。（一）一揽子解决法治政府建设有良法可依的最优方案 法治政府建设必然要有完备的行政法律体系作为根本依托。[49]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政党和政府不断进行改革创新，去解决现实问题，回应人民需要。期待本文能够为探寻2020后法治政府建设中国方案的基本构成、目标任务、特别是着力点和突破口，贡献绵薄之力。（二）法治与人治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1999年，国务院召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大会，出台首个专门性依法行政文件《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

四、提速、转型和升级：法治政府建设的未来之路 法治政府建设是系统工程，无法一蹴而就，久久为功。百城评估结果显示，法治政府建设的标配制度已渐趋完善，但在制度落实和执行方面依然存在短板。

[6]2007年，马怀德教授提出法治GDP概念，主张从我国实际出发，抓住行政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全新的政绩观为突破口，把法治引入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从而激发起各级政府推动法治的热情，使法治的推行由被动转为主动。200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对切实解决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和难点在基层的现实难题具有对症下药的全局性意义。

（十）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 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2015年和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都是探索法治政府具体面向的生动体现。

[34]韩春晖：《从行政国家到法治政府?——我国行政法治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另一方面，过分强调行政权的自我监督，也可能存在监督动力不足以及难以触及根本的问题，故外部监督依旧十分必要。这一时期我国正式提出法治政府目标，且主要集中于法治面向，突出表现在依法行政层面，以贯彻落实纲要提出的六大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为突破口。[26]在此过程中，既要尊重非常态的特殊性、应急性，又要保持最低限度的正义。

[46]公权力具有两面性，权责应是统一的：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需赔偿。打造廉洁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必由之路。

比如行政许可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均对办事期限作出了严格限制，行政复议期限要远远短于行政诉讼的期限要求，等等。[18]行政奖励、行政调解、行政协议、行政指导等柔性执法方式，既能够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也符合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侵害原则。

[38]廉洁政府建设关乎政府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以及政治稳定，[39]政府腐败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丧失民众的信赖，失去生存之基。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将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意味着法治政府建设在我国整体建设中具有了战略意义。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强调了关键少数在推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二）强化一体推进的潜力挖掘 法治中国的一体建设就意味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时间表，这是对我国法治建设升级版的部署，凸显了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本质特点。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中国特色法治政府建设之路愈加清晰而明确。

法治的最核心理念就在于法律至上，宪法至高无上，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法定职责必须为。201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这是继纲要实施五年后的阶段性节点，一方面是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另一方面，新问题不断涌现，意见的出台对新形势下如何与时俱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具有指引性作用。

充分调动公民参与经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发挥公众群体智慧的优势，无疑是打造小政府、大社会的必由之路。作为两种行政争议化解机制，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当互补互恰、和谐共生，共同打造最优化解行政争议的法治体系，构建行政救济体系化的最优发展之路。

一方面是亟需填补的立法空白，另一方面，行政法体系中的不同法规范出现不一致、冲突等问题凸显，同时，及时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之需，提升立法的质量，打造良法制度体系，这都是实现行政法制度体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反腐败力度，不断取得新成效。